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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团员大学习(6)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新起点。

中国共产党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是抗战胜利的关键。

■号召力: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坚信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

无论是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猖狂进攻,还是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立场从未发生丝毫的动摇,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成为引领全民族抗战的一面旗帜。

中国共产党始终战斗在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最前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斗争的旗帜,号召全国人民“以民族的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同时,不断组织东北抗联等武装力量投入到抗日战争中。“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摒弃前嫌,发表宣言,提出愿意在三个条件下,同一切愿意抗日的政治派别、武装力量联合抗日。

 

当华北局势日趋紧张时,中国共产党发出《八一宣言》,组织领导“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团体,最广泛地动员民众觉醒起来。“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表示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随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成为各条战线、各项工作中的模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中,共产党员牺牲比例最高。李公朴在《华北敌后》中写道:“在子弟兵团中党员才占三分之一,但是在战斗中牺牲的,共产党员却占十分之六。”以杨靖宇、赵尚志、吉鸿昌、左权、彭雪枫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壮丽篇章,充满感召力,大大提高了全民族抗战的觉悟。

■凝聚力:坚持全面抗战路线

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坚持的全面抗战路线,指明了夺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最充分地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引领全民族抗战一步步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强调,“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把中国民众动员、组织起来,使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这是夺取抗战胜利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是这场人民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这条路线把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把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结合起来。抗战进入艰苦卓绝的相持阶段后,全面抗战路线越发显示出它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切实解决了农民的民主民生问题,使农村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使农民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农民积极参加农会、救国会、民兵以及其他地方武装组织,踊跃参军参战支前。

在敌后地区,真正形成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奋勇守土抗战、陷敌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局面,为夺取抗战胜利凝聚了强大力量。

■领导力: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

在抗日战争中,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凝聚、扩大全民族抗战力量的主要途径和有效形式,这是“唯一无二的方针”。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确定并坚持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正确处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实行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政策,维护国共合作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和关键,使政府、军队、各党派、全国人民真正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不但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是台柱子,为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种种努力。从“一·二八”事变后提出在三个条件下团结国内一切力量共同抗敌,到1935年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再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从“七七事变”爆发时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奔赴团结抗敌的前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由中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并发展起来。这在中国政治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建立之日起,就历经党内外、国内外的种种考验。中国共产党克服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左”和右的错误倾向。

当然,统一战线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还是来自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发展统一战线的最主要方法。

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策略,坚决维护、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对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不但维护了团结抗战的大局,也争取了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到了核心领导作用,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一面高扬的政治旗帜。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救中国的唯一方法,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它才得以建立、巩固与发展,所以他们支持共产党为抗日和民主所进行的斗争,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心悦诚服地听取共产党的意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自信力:坚持持久战的思想和战略

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预见到,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持久作战,最后的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投入大量兵力,历经数次会战,虽在局部取得胜利,但总体上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陷。“速胜论”已经破产,“亡国论”甚嚣尘上,不少国人困惑迷茫,看不到希望。

为了更清晰地指明抗日战争的前途,提振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和决心,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客观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特点,指出“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但必须经过持久抗战才能取得胜利。持久战包括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而相持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

《论持久战》成为抗战取得最终胜利的指导纲领。它不但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影响了国民党军队和国统区,包括蒋介石、白崇禧、傅作义、卫立煌等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战斗力:坚持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主要进行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主要进行敌后的游击战,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抗日战争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从而形成“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战略方针,在敌人后方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这场游击战争的规模,就其广大性、长期性来看,不但在东方是空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

游击战争的开展和坚持,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成为可能。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高度,组建抗日武装,动员广大群众参与抗战,在游击战争中武装人民,组织民众团体,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多个敌后根据地,为游击战争提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后方战略基地。在敌后根据地的依托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历史雄辩地证明,游击战争是抗日战争时期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在游击战争中显示出超凡的战斗力,既打击了敌人,又壮大了自己。据统计,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中国共产党空前发展,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

■向心力: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经过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威信得到极大提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民主共和国的雏形,向世人展现了一个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的光明前途。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把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国民党高层人士也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最有水平,最有抗御外敌的实力和争取民主的诚意,最能代表民族的希望”。

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考察延安时感慨道: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他由此断言:“中国有救星,胜利有保证,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抗战结束后,这种向心力成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要砝码。

铭记历史,是为了昭示现在,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历经90余年风雨,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明前景?答案只有一个:它能够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

(来源: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作者:王玉强)

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走社会主义道路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毛泽东特地要求,入城式必须经东交民巷。旧中国这里是帝国主义的天地,中国军警都不得进入。而今解放军从这里昂首阔步通过,宣告那段耻辱的历史结束了。

就在这天,斯大林派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四人秘密访问西柏坡。随行的资深马列主义哲学家尤金,仔细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回国后向斯大林汇报:《矛盾论》中有些观点还值得商榷,《实践论》完全符合马列主义哲学。根据理论基础,判断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政党。这打消了斯大林曾怀疑中共是“土改党”“民族主义政党”的疑虑。

6月,刘少奇率团秘密访苏。临行前夜,毛泽东面授机宜:“你对斯大林同志讲,我毛泽东是他的学生。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前面的乌龟爬泥路,后面的乌龟跟着爬。”这等于表态,中国共产党即将建立的国家,会按照苏联老大哥的社会主义来干。

其实,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个人意愿或政党意志的随心所欲,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曾经是中国先进人物的第一选择。只是在经历无数次失败以后才明白,中国已经失去走上独立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机遇。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体系,经济政治文化落后国家,只能处于边缘地带,充当奴仆或工具。对于中国,资本主义此路不通。于是,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先进分子的抉择。这就是到资本主义制度之外去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

还应该看看1949年我们党筹划新中国时的客观环境:

放眼世界,20世纪40年代前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子很不好过,矛盾重重,弊端很多,经济危机,还发动战争,四处扩张,天怒人怨。惟有苏联是另一番风光景象: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各项建设蒸蒸日上,社会面貌日益繁荣。在十月革命后,就宣布废除沙俄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一切在中国已取得的特权。通过鲜明对比,苏联理所当然地成为效仿的榜样。

回看国内,民主主义革命本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然而在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本身就是革命对象,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挺身而出,担负起领导民主革命的重任,将这场革命发展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伟大胜利,使“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新中国之初短短几年,荡涤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抚平连年战争的累累创伤,在国际上扬眉吐气,全国形成了革命、健康、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社会生活各方面迅速呈现出新气象。基本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提前完成。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毛泽东和战友们充满自信和喜悦:“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执政党怀着极大热情,急切地希望摆脱贫困落后面貌,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欲速则不达。“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力受到破坏,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如此严重的后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始料不及。1958年秋冬之间,逐渐冷静下来的毛泽东带头提出并纠正已觉察到的“左”的错误,意识到我们搞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要找出规律。1960年,他写下《十年总结》,承认出现的问题,是忘记了实事求是原则,决心调查研究,纠正错误。从1961年开始,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即将完成,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三届人大宣告:“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那时起,“四个现代化”成了家喻户晓并为之鼓舞的口号。